中国的崛起，呼唤着银行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加快发展，全世界目光看着中国，中国的崛起给中国的银行提出了一个课题：中国的商业银行怎么在中国的崛起中有所作为？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的进程也是中国银行业和国际金融国际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中国银行业愿不愿意，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到今年12月1日，按我们的承诺，我们五年的入世保护期就要结束，我们的银行业就要全面地对世界开放，就是说我们虽然还在中国本土做银行业务，但是我们实际已经置身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环境中，我们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崛起呼唤着中国银行的国际化，马行长认为四点是必然的： 第一，银行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必然需要。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突出表现就是跨国贸易和跨国投资。到去年年底，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万4千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六贸易大国。全国在国内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五十多万家。外商实际在国内投资金额也超过了六千亿美元，五百强除了特殊情况外也基本都落户于中国，所以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受瞩目的地方。另外，中国的企业也开始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当前境外的中资企业将近九千家，境外投资额也将近二百亿美元。去年的中海油收购案引起美国朝野的轰动，无论是外国企业家“走进来”还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去”，这是经济发展、中国崛起的一个现象。在这个同时，大家知道经济是决定金融的，金融是服务于经济的，作为中国的银行业，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也必须为外国到中国的企业或是中国到世界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一种必然的行为。 第二，中国的银行的国际化是银行业竞争的需要。刚才提到，12月我们结束保护期，但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则是很早的事了，厦门就有十几家外资银行，到2005 年10月末已经有71家银行在中国建立了238个营业机构，如果加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总体上外资银行在中国商业市场的比例会超过10%，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已经全面和中资银行开始竞争，并且这个竞争是外资银行首先摘取皇冠上的钻石：采取的是高端客户，是信用卡，是理财，是国际业务。所以如果我们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管理体制，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和人员素质不能适应的话，我们就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第三，中国银行的国际化、市场化环境所必需的。大家知道中国利率市场化近几年在不断的加快进程，当前我们除了存款的上限、贷款的下限、长期利率及中央银行的基本利率没有放开之外，其余的基本放开。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改革到今天，升值已经超过了三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是在固定的利率下、在固定的汇率下进行营业，一旦利率和汇率变化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严峻的课题，因为利率的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逆差的缩小，必然是客户特别是优质大客户和银行博弈的强化，如果国内的银行不能适应这点，还是以往的经验模式靠逆差吃饭，靠大客户，靠贷款，可能这路就会越走越窄。香港的经验教训我们都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连银行同业工会的利率都取消了，完全市场化使香港的银行不得不对他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客户结构进行重大改组，在这之中，有些银行可能就退了下来。像恒生这样的银行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就生存发展起来。今天大陆的银行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考验，汇率的问题更是如此：去年两个点的汇率应该使某些银行就措手不及，如果银行的资本金还是美元，如果我们美元抵押人民币的贷款没有降低额度，如果我们外汇敞口交易还保留很大，那么这两个点的汇率变化肯定使银行蒙受损失，在一个完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中国的银行不对我们的客户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不仅我们的客户会弃之而去，就是我们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风险中有所作为。 第四，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也是国际游戏规则变化所必需的。近几年中国要开放市场，中国的监管当局在推动监管的国际化方面步伐很快，从监管思想到监管的原则和手段都和过去截然不同，特别是资本的监管，资本输出率的监管指标，这是过去中资银行较少顾及的。有了资本监管，特别是发生了《巴塞尔协议》的第二版，不仅约束你的信用风险，还约束你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一个银行如果达不到资本充足率就等于你的非预期的风险没有办法覆盖，那么公众和社会以至你的交易对手对你不是很信任。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这样的银行就意味着风险，所以监管原则的变化使我们国内的银行这两年不得不重视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监会要求，在2007年1月1号以前所有的银行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要求，实际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即使最低的要求我估计很多的银行很难达到，所以现在银行的上市，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是在这一点。所以监管的游戏规则的国际化就是我们国内银行开始重视节约资本，而重视节约资本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原有的经营模式的改变，中国过去我们的银行90%是批发性业务，10%是零售业务，而在美国50%以上是零售业务，50%以下是批发业务，而批发性业务的风险权重是100%，零售业务的风险权重是50%，就是同样的资本金做零售业务可以两倍于批发业务——节约资本，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商业银行的结构必须调整，如果不调整，难以应对就资本的约束。 加快构建新的经营管理体系 所谓银行的国际化包括很多方面，如有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有机构发展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我觉得在众多的国际化中，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适应国际化的挑战，要想服务于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体系。 这个经营管理体系包括哪些呢，涉及我们对一个银行的评价，马行长觉得有四个层次：首先是指标体系。包括若干的结构，如资产结构，信贷的结构，收入的结构，客户的结构，等等。也包括若干表现它盈利状况资产质量的若干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本回报率ROE ，ROA、资产质量的不良率等等。马行长在此引用了很多数据，说明中国的银行和国际的银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在其他的业务结构里也都有明显的差距，比如说收入结构，中国的银行85％是靠利差，西方的银行有50％以上是靠非利差收入。像纽约银行70％是来自非利差收入。这和我们中国长期以来银行所担当的社会融资的责任是分不开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社会融资的85％的任务还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由于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直接融资非常不发达，所以我们的银行就不得不承担这个重大的社会融资任务。 马行长同时指出，在这个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承担着很多新的问题和考验。有一些是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体制结果不合理留下的，比如储蓄过高消费过低；也有一些是这几年市场化进程加快所留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了保持汇率改革的稳定，强制性的结汇、贸易顺差的扩大，所以外汇帐款就非常大，货币市场就非常宽松。再加上银行对资本的谨慎越来越强，所以银行的贷款也不像过去了，再加上去年央行的1000多亿的短期融资债代替了很多银行的贷款，所以这是转轨时期所必然遇到的，这是我们这些数字没法和西方银行对比的一些制度性的环境上的原因。 虽然数字差距很大，但是马行长认为这些东西不是最关键的，一个商业银行数字是一种表现它并不能说明本质的问题，比数字重要的是这个银行的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的理念也包括管理的体制、管理的手段、方法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要比数字重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和招股说明书上的数字不能表明这个银行的全部。比如说它的盈利能力，数字可以说明时点的事，但是不能表明它的创新能力、盈利水平，所以管理比数字重要。我们中国的银行缺的就是管理，无论在管理的理念还是管理的体制，还是管理的手段、方法上，我们都缺得很多，差距很大，我们还停留在追求规模的一种思维中，速度情节、规模，我们还是这种宝塔型的制度。而西方银行都是事业部的，很流程的银行便于创新有利于服务。我们还停留在传统的审贷方式中：投票制；而西方的银行已经是采用信用评级，采用组合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批量的审贷。所以我们的差距在管理上显得突出。 比管理更重要的是：一个公司一个银行的治理结构，包括有效的董事会与监事会，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中国即使是在招商银行这样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也不尽合理，比如说没有一个成功的激励机制，在西方一个上市的银行如果领导者没有期权和股权的话，这个股票可能没人敢买，如果有期权和股权的话，大家认为你的管理层和银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而在我们这里在今年刚刚平台，才刚刚看到希望，我觉得治理结构是摆在中国银行面前的一个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课题，包括我们国有银行在内现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好、境外上市也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能够改善原有的治理结构。我觉得比治理结构还要重要的最高的层次，就是这个银行的文化和理念，而这个方面我们缺得更多。银行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制度非常重要，没有制度这个银行不可思议，但是制度它是解决你必须这样做的。任何制度，再好的制度，它也有漏洞，因为它认识的范畴，它的实践是滞后的；制度还是被动的，被动的制度总有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博弈。所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不是万能的，所以必须辅以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是解决你应该这样做，自觉这样做，如果制度被自觉地执行，这是最高层次的管理。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些。所以，比起国际上的商业银行，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包括这四个层次的、国际化的经营管理的体制，非常重要。 对传统经营管理观念与模式的颠覆 建立以上的体制，现在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的抵抗。马行长也以招商银行为例，招商银行近几年也不断的推进管理国际化，但是他觉得这种传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银行追求的账面的利润可以从不同的渠道去获得，可以大量的对公司贷款，得到很多的账面利润，但也可以节省资本，通过发展中介业务，发展零售业务来得到。如果我们鼓励规模的扩张来实现账面利润的增长，那我们的资本就难以维计，市场是不允许我们不断的补充资本。所以，惯性的东西必须创造性地破坏，革命性的扬弃，所以我们提出对传统观念必须颠覆，颠覆是彻头彻尾的改变。我们去年的战略调整很不错，但是那是在旧的观念下要求约束达到的，那是制度的效应，这个不能长久，所以今年我们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的管理理念。提出一个“时变”，就是变规模导向为价值导向，银行过去都是追求规模，现在要追求市值的最大化，要变账面利润为经济利润，经济利润就是要扣除你的资本消耗；在变粗放经营为精准经营，西方引进的词汇；变以大论优为以质论优，中小企业将来是我们银行巨大的潜在市场，因为过去中小企业没人贷款，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如果利率不浮动，银行不能定价，恐怕没有银行愿意给小企业贷款；现在不同了，大客户将来会背叛你，如果你不盯住中小企业，银行可能会失去很多市场；我们要第五变，就是变控制风险为管理风险，过去我们叫控制风险，我们的部门叫风险控制部，现在看来这个东西有点问题，风险对银行是必然的，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所以风险是控制不住的，主动一点就管理风险，再主动一点就经营风险。在收入结构上，要变以单元盈利为多元盈利，在产品定价上要变被动定价，为主动定价（我们固定利率的时候我们就被动定价），在资产负债上要变比例管理为资本管理，在组织架构上要变部门银行为流程银行，在我们内部联动上要变行政调解为利益调解。时变后，我们旧的传统观念也颠覆的差不多了，这样我们才能自觉地适应这个文化，才能适应这个新的体制的需要。这个招商银行今年在做几件大事，一个我们在推进H股上市，一个在推进纽约分行的成立，H股上市是中国第一个从A股走向H股，纽约分行上市是近20年美国银行对中国银行没有开放。招商银行可能是近20年来，重新进入美国市场的银行，这两个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如果你管理达不到境外监管当局的要求，可能你就不能开分行，也不能上H股。所以这两件大事还是促进管理国际化的需要。 最后，马行长指出，虽然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形势，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不可以完全妄自菲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主创新的精神。中国这个市场上是我们的主战场，只要我们迅速的转型，迅速的把旧的传统观念颠覆。我们就会很快地适应这个新的管理的要求，我们也能适应这种竞争。马行长还以招商银行发展信用卡业务为例说明了只有创新才能占尽先机。目前，招商银行已经占领了中国市场35%的份额，成为中国最大的发卡行之一。不久前《福布斯》有一个对中国590名的千万富翁的调查。调查显示，这些富翁大部分比较喜欢招商银行信用卡。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差距，但是只要我们找准方向，自强不息，模仿也是创新。学习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满足中国市场要求，这也叫创新。那么我们中国的银行完全可以应对这种国际化的挑战，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崛起中有所作为。 （陈唯 郭紫墨 张骞 梁衍清 刘玮敏 徐泽杉整理）
